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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发生了什么故事?

2011-12-27 16:44:15 本文行家:jonah

“你问我是如何胜过围绕我的忧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带着它们到主的面前求。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在晚祷时读到诗篇七十二、七十三和七十四篇。请你也翻来读一读,你会发现这几篇诗篇是多么应时。我也不知道为何,最近我读经时常会流下感恩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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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都常常能够说:“我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但我像彼得一样往往把注意力转离主的身上,转目观看风和浪——啊, 但愿我会更加稳妥, 

一八五四年,戴德生初抵中国海岸。这时的中国仍是门禁森严的。西方人可以停留的地方就只有上海和其它四个因条约被迫开放的口岸;而在内陆,根本就找不到半个基督教宣教土。

中国人看西方人,除了好奇之外,还加上深度的恐惧和不信任。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全国都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太平天国的起义是打着改革社会、经济和宗教的旗帜,在一般西方人眼中,这是推翻满清铁腕统治的最佳机会,可惜这个运动不久就被震压下来。军纪散漫,上下不齐心把这次起义彻底地拖跨了,崇高的理想徒变成了派系的国争,破坏连连。很多人还以为这次运动会将中国的固有文化改变成为一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新文化,但结果却是以怨毒、暴力、流血和纷乱收场。这场动乱一直持续到戴德生来华十一年后,直至满清政府再度巩固其统治势力为止。

戴德生早年在中国事华的艰苦岁月,无疑是多年后他领导众多宣教同工的宝贵经历。但这些日子,实在充满着太多的艰难与苦涩了。 

戴德生的计划是前往南京,然后再深入中国内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宣教士。不过他不久即发现要在上海立足已是难若登天了。 

当戴德生的船快抵达中国时,上海正陷于战乱之中。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占据了上海近租界的地区,与之对垒的是一支为数约四至五万人的政府军,他们在城外驻扎。战事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外国军队随时都要应召来保护租界一带。 

戴德生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终于平安抵达上海,他对于在当地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这样记载当时的心境:“对于终可踏足这国土,我的感受实在是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好象山洪暴发一般的澎湃,挂着感恩的泪水。” 

不过孤单的感觉和现实的景况很快就冲击着他。事实上,在上海并没有人知道他要来,全中国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后来这样写:“夹杂在屡经风险而蒙神拯救的感恩,以及终于抵达中国国土的喜悦,其中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体会,就是我和我所爱的民族,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是一个在异邦的陌生人。 

“我有三封介绍信,其中一封的介绍人是一位我熟悉和敬重的好友,我自然对收信人赋以厚望,并且立刻就打听其下落,结果发觉他在我到中国途中,因患上热病,已死去一两个月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好生愁闷。只好再打听另一封介绍信的收信人,结果又是一次失望,原来那位宣教士不久前已返回美国去了。剩下的第三封信,因为是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替我写的,所以我对这封信并未如先前那两封信一般寄以厚望。” 

不出所料,第三位人士也已离开该处。戴德生感到十分彷徨。那第三位宣教士的同工于是邀请戴德生暂时居住在伦敦会的房子里,直到他找到适合的居所为止。 

戴德生不久就发现前面的路实在是荆棘满途。首先是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非常昂贵;其次是在租界和上海市的住房都十分吃紧,就算你花得起钱,要找个居所也是不容易。假如不是有伦敦会的乐克医生好心相助,恐怕他就要流落街头了。不过就算有地方栖身,仍然避不过外边不断发生的激烈战事。他只要外出溜一溜,战争所带来各式各样的悲剧便会映入眼帘。 

戴德生初抵上海时,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煤的价格又十分昂贵,当煤价为五十元一吨时,要有暖和的房子根本是不可能。幸好,戴德生一向生活简朴,他只要有地容身已心满意足了,不过刺骨的寒风和湿气仍叫他有点儿受不了。他到达上海后不久,他这样写:“我的处境非常不妙。乐支医生暂时收留我住在他那里,因为房子缺乏…!没有人可以住在市区内……我写此信时战争正在进行,房子亦因落下的炮弹摇动起来。 

“天气那么寒冷,我不能思想,也难以执笔。从我寄给皮尔士先生的信里,你会看到我是多么的困惑。寄出去的信要四个月才有回音,招呼我的那几位宣教士是那么热情,真令我害怕自己会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耶稣会带领我的……我深爱中华民族,愿我真的能够帮助他们!” 

戴德生在中国度过第一个星期天后写信给妹妹: 

“我参加了伦敦会的两堂崇拜,下午就随着韦烈先生进城。希望神让你一生也不会见到城中的惨象!我们沿着城墙而行,只见处处颓垣败瓦,房子不是被烧毁就是被炮弹炸得稀烂。想起在这恶劣的天气下,这些人还要四处寻觅蔽身之所真是叫人心酸…… 

“当我们到达北门时,城外的战况正趋激烈,被抬进城来的几个人中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胸膛中了弹,第三个的手臂被流弹射中,骨也碎了,显得异常痛苦……再向前行,有人把掳回来的一枚小钢炮拖进城来。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人拉着五个囚犯,这几个被人拉着辫子走的人向我们发出凄厉的呼求,但我们却是无能为力!他们大概会被拉去砍头吧,想起已足以令人心寒了。 

“离乡背井,身处战乱之中,和当地人又互不理解,这种苦况我如今彻底感受到。看见对方的困局又不能伸以缓手,或指引他们认识主,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撒但如洪水藉机发动,幸好有主耶稣在此高举旌旗与它抗衡。虽然大部分人仍未认识只,听过他名字的人亦不以他为重,但他却是存在的,并且为属他的人所看为至宝。” 

更多的熬炼还在前头。在上海,戴德生经历生平最拮据的困境。在家的时候,他可以省吃俭用,量入为出。但在这里,因为他没办法不和其它宣教士一起食宿,而这些教土的薪酬比他多三、四倍,因此,他被迫超支生活,手上的钱很快便花光了。 

在英国,他曾经为海外宣教工作筹募捐献,他知道那些钱大都是那些低下阶层胼手胝足拿出来的血汗钱,所以对他来说,宣教土的薪津是他们的神圣托付,随意花用只会令他于心不安。令事态变得更恶化的是,他写给传道会请求指引的信大都缺乏清楚答复,即使有回音也是答非所问。 

远处伦敦的传道会关山万里,根本就不能想象他在中国所面对的困局。那些秘书又多半是大忙人,往往公务缠身,就算他们本身对宣教工作多么热衷,他们也难以体会在地球另一端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戴德生已尽可能在他的书信上把困难胪列得清楚明白,但几个月过去了,指示仍然石沉大海,他真是山穷水尽了。 

上海的“一元”,很早以前还值五十仙黄金,但如今已贬值两倍,而且还会继续贬值,况且也没有什么购买能力。就算戴德生过着如何简朴的生活,他仍不得不超支过活,最后他只好用信用状借贷,以救燃眉之急,但伦敦方面的差会却仍然没有答复是否会支付这些账单。 

对于一个对金钱特别谨慎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经历。戴德生就曾为此多夜失眠。 

及后,随看炎夏步近,他的经济情况也就变得更形复杂。他从旁人口中得悉一位苏格兰医生已带着妻儿乘船离开英国,他是要来中国与他合作的。关于这家人的住宿问题,差会并无任何指示。几星期过去了,伦敦方面仍无只子片语,他知道他要采取行动了,否则这家人来到时就要露宿街头了。虽然未得批准,他仍得为他自己和这一家四口找房子,当时在战乱的上海,房子是那么缺乏,租金又是那么昂贵。 

因为请不起轿夫,他只好在酷热的八月天时,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找房子,可惜却是徒劳无功。他在上海的朋友建议他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买地自行建造房子。 

不过他怎么能够告诉他们说来脸红的事实,就是他根本没有钱呢!他所代表的差会在圈子内已常被人垢病为欠缺组织能力的!假如想要在中国立足发展,他最好还是尽量忍耐了。还有可以做的就是祷告。 

处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他叙述道:“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都常常能够说:‘我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但我像彼得一样,往往把注意力转离主的身上,转目观看风和浪……啊,但愿我会更加稳妥!最近,读圣经和默想神的应许对我变得更宝贵。起初因为想要快点学会中文,我读圣经都是囫图吞枣似的,这对我的属灵生命起了致命的影响。如今,在那超乎人能理解的恩典之中,主再次向我施恩。 

他告诉妹妹说:“我挖空心思找房子,可惜却是徒劳无功。于是我把这事放在祷告里,让主完全掌管,如今我心里平静多了。主会为我预备房子,并且会在我疑惑却步的地方作为我的引导。” 

实在难以置信,写过那封信两天之后,戴德生就听说有房子要出租。月底前,戴德生已找到一栋房子,大小足够来安顿他自己和那要来的一家人。 

房子有两层高,楼上有五个房间,楼下则有七个,地方算是十分宽敞。这是一所贫苦人家用木材所搭盖的房子,里面的瓦砾废物甚多,用戴德生自己的话说:“这些东西多得足够可以引发一场瘟疫”。房子确是残破不堪。这房子的唯一优点,就是它位于上海的北门附近,处在一带民居之中。这就是戴德生来华六个月后的落脚点。虽然这一带环境不大安全,连一向教他中国话的老师也不肯上门来继续教他,他却找到了一位受过教肓的中国基督徒教他上海话。 

戴德生觉得他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已经正式展开了,他自己的小天地就在那些平民百姓之中。在那位新老师的协助下,他举行了早会和晚间聚会,又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小学。另外,他的药房每日大概也有二十至三十人来求诊。 

他写给家人及美会的信,都离不开令人兴奋的工作进展,当然还有他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局。他可能要借贷度日了,不过美会仍未承诺支付他的日常开支。另外,他那本来用作宣教基地的房子,又因为附近不断发生激战,环境非常不安全。他在一封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 

“上星期三晚上,大概凌晨三时左右,附近一场大火把我惊醒了。我匆匆穿上衣服就走到屋顶上察看情况。这类用木材建造的房子,若火乘风势,燃烧的速度会十分迅速。当时情况十分危险,在黑暗中,我估计那场火离我只有四五户人家那么远。我恳切求神的保护,就在这时,天下起雨来,风也止息了,我对神满心感激。不久火也熄灭了。那时已是清晨五时,我再也不敢回床上睡觉。 

“当我还在屋顶的时候,几颗子弹射中了我附近的房子,其中两、三颗似乎还打中了我家屋顶的瓦片。最后,一枚炮弹击中对面人家的屋脊,打坏了许多瓦片,霎时碎片横飞,而火花更在我身旁斜飞而过。屋顶已不容我再逗留了……” 

“就在发生大火的前一天中午,一枚炮弹曾经穿过这座房子的屋顶,跌落在我老师的孩子的跟前,当时他正站在大门口。假如他稍微向前站两三尺左右,就必死无疑。 

“相信你也知道我一生都未曾遇到过这样艰难的日子,但我相信这是必要的,而神也会让这苦难成为我的祝福。我可能会突然离开这里……:但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后悔搬到这座房子来。假如再发生同类情况,我依然会这样做。我们的差会一定要为她的宣教土预备更好的居所,这样的安排真是要不得。” 

情况愈来愈明显,这所房子是不可能收容即将要来的同工一家人,太危险了。十月底,当情势每下愈况时,他就写信给传道会的秘书们: 

“这附近的战事非常频密,很多时候,我晚上大半都不能好好地睡觉。柏加夫妇一家人要住在那里我可没有头绪,不过要搬进来住是根本不可能的。要为我们几个人的住宿问题不断地操心,加上另外一个更难应付的超支问题,对于要面对学习语言和适应炎热天气的我真是不堪负荷…:. 

“我们还未收到有关同工的消息,要再过一段日子他才会抵达这里。巴格尔医生来到时,我们就可以一同商议前面的方向。在中国宣教比起在其它地方所需要的费用较为昂贵,这是我们以前预料不到的。我这个月又要透支了,就算我怎样省吃俭用,仍然挡不了那些不断上涨的物价。我第一年大约花了二百英镑,我敢肯定,在上海没有任何宣教土的用度会比这更低的了……” 

事实上,戴德生在上海的外侨当中,已成为其它人窃窃私语的对象,皆因地搬离了租界居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而他本身又甚少与其它西方人来往,况且他的衣着亦开始残破褴褛呢! 

戴德生就这样居住在租界外,直到有人为了要赶走他而向他邻居的住所纵火,迫于无奈,他才不得不搬回租界的伦敦会他的朋友那里。伦敦宣教会在这时候竟有房子出租,那本来是属于他在中国一位最好的朋友。尔顿夫妇的居所。卜太太生产后不久就死去了,卜先生则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走了。房屋突然空了下来,巴格尔夫妇可能随时抵达,虽然租下房子就只剩下三块钱,戴德生仍然等不及请示,就自作主张地把房子租了下来。两天之后,巴格尔夫妇他等待已久的同工,带着两个小孩和一个在旅途上出生的婴儿终于抵达了。 

令情况更复杂的是,巴格尔夫妇的路费早就用完了,当他们抵达上海时只剩下几块钱。戴德生满以为传道会的信用状早应寄达,但却全无音讯。及后,从伦敦方面寄来的几封信更是只字不提那笔钱! 

为了解决经济压力,戴德生不得不把房子的一半分租给一位美国宣教士。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只剩下三个房间,给他自己和巴格尔夫妇以及他们的三个小孩子居住。 

巴格尔医生经常和戴德生到市内及附近的乡村布道。他们在家的时候,每天用心学习中文,但因为住的地方缺乏个人空间,加上物资短缺,他们都觉得生活艰苦,简直是难以忍受。 

戴德生在过去数月对自己的经济情况已是极端忍耐,如今巴格尔医生一家来了,他觉得有需要写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给伦敦,作为巴格尔医生的代表: 

“我相信你不会觉得我这封信过分残忍和没有礼貌,我说的都是有感而发。要不是为了传道会的好处和其它人着想,我会闭口不言,不过我若这样做的话,我就是不忠了。我觉得传道会这样对待巴格尔医生是犯了严重的道德错误,而且是漠视对方的需要。要是你看见别人与你的专业相同,但赚钱却比你多四、五倍,就算是当个小文员也有两倍多的薪水,而你却完全被人忽略,没有后援,在此情况下你会留下来为传道会工作才怪。我并不是说巴格尔医生是这么想,他看来十分投入宣教工作,而我的士气亦因他大得鼓舞。不过无可讳言,事实却是如此。容许我加一句,最近就有一份年薪二百镑的空缺,每天晚上工作差不多两小时就可以了,老实说,这对我来讲是相当吸引的,因为我不用再为筹措一百二十镑的租金发愁,也不用有委员会在收到我上一封信之后,议决不付我的贩单!因为我的使用超过被批准的限额。 

“巴格尔医生上星期一抵达,他对神只有满心谢恩,因为神保守他们经过旅途上种种险阻,故此就算这所房子是多么简陋萧条,他也是毫无怨言。不过其它宣教士知道之后,就埋怨我没有预先准备,因为我有的家具是少得可怜。但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付了二十镑租金之后就只剩下三块钱……现在物价如此高涨,这几块钱还不足以买一星期的食物。 

“如今天气已十分寒冷,巴格尔一家对此可谓毫无准备,故此他们需要立刻购买御寒衣物。床和其它家具也是必须的,此外还有食物和燃料,这些费用加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巴格尔医生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必定是非常不快乐。希望将来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们的宣教士再也不用忍受这类不必要的困苦。” 

虽然他在华最初的几个月是那么艰辛,加上所属的差会又那么官僚,对他们的困境也漠不关心,戴德生却没有半点怨懑的心。事实上,他离开英国之前和几位传道会的秘书已成为知交,并且在灵里有深入的交通,在华期间,他更时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但基于事实,他不得不把宣教士的需要清楚而有效地向在家乡的支持者传达,因为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他们在外面的真实情况。 

那些令人沮丧的日子,教导了戴德生明了一个差会应该如何运作。从一封他写给妹妹贺美的信中,我们看到他那积极乐观的态度: 

“你问我是如何胜过围绕我的忧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带着它们到主的面前求。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在晚祷时读到诗篇七十二、七十三和七十四篇。请你也翻来读一读,你会发现这几篇诗篇是多么应时。我也不知道为何,最近我读经时常会流下感恩的泪……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好的造就机会,在别的地方我是万万学不到的。虽然在许多方面我都要忍受许多的苦楚,要是我自己选择的话,我绝不会这样行,但这些功课至终能使我学会毫无疑惑地仰赖神的智能和大爱!” 

他实在需要神加倍的爱,因为更多更苛刻的苦难还等在他前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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